主委讲党课：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漯河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漯河市委主委

罗伟民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会议80周年之际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强调：“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建设坚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2021年2月3日至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前夕再次到贵州省考察，强调：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求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永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追忆这段惊心动魄的艰难岁月，瞻望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领悟总书记高屋建瓴，意蕴深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下面，主要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学习：

一、遵义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9月9日，在湘赣边界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9月29日，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带领改编部队来到井冈山，开创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初，党还领导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麻起义、东固起义、弋横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保留下来的农军相继转移到井冈山地区，经过朱、毛会师，后来彭德怀也带着部队到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形成中央苏区，并先后取得了四次军事反围剿的胜利。

1928年6--7月，党中央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为党的书记。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次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作了名为《两条路线》（以后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长篇发言，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主要的批判对象。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1931年11月，党中央召开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1932年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这两次重大变动，使毛泽东失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位置和话语权，“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地领导指挥了“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5月-1934年9月，我党扩充起来的20万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蒋介石重兵布防，沿途布署了70个团、15个师进行围追堵截，欲将中央红军剿灭在湘江以东。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广西灌县新圩、全州县脚山铺和兴安县光华铺展开阻击战，红五军团担任全团的后卫，在湘桂交界线边行军边阻敌，最终突破了湘江天堑，实现了我军抢渡湘江的战略目标。但是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血的事实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严重恶果，警醒了不少党内高级指挥者。红军何去何从，未来行军方向，牵动着每一位红军将士的心，直接关系着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博古）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会议，“左”倾领导者仍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红军必须避实就虚，甩掉面前强敌，西进贵州。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在危急关头调整进军方向，使红军避开敌人重兵包围圈的重大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暂时避免了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性命运。12月15日，红军从通道进到黎平，由此何去何从，争论更加激烈。应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要求，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的一个商铺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从白天激辩到深夜，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主张，通过了主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下来，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重要作用，使红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赢得了主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意见开始受到高度重视。会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连克镇远、黄平等重镇，直抵乌江南岸。

12月31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到贵州瓮安猴场，准备强渡乌江，然而此时“左”倾领导人（博古）依然固执己见，并不真正赞成黎平会议决定，试图再度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要求下，当天下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清晨，成为党史上唯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题仍然是红军的战略方针。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主张，决定立刻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会议指出，红军渡过乌江后“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的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德国人）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跨年”的猴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基础。对比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四年“左”倾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更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向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的取得了一致意见。

同时，红军攻占遵义后，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时不我待，千钧一发。遵义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召开的。

二、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和主要内容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在当时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临街二层小楼上召开，红军攻占遵义后，中央军委总司令部与一局（负责作战）即驻在这幢楼房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无法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缺席5人，其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 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

会议主要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王稼祥是毛泽东主张的坚定支持者），洛甫（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作出重大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1935年2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遵义会议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

    三、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一）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战略主张，解决了红军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上往往是照搬外国的经验。由于当时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四年中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有些指示又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在斯大林领导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由此给中国革命斗争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和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不同，其最大的历史特点就是会议不仅没有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干预，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引起激烈争论，毛泽东等同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开始走向成熟。

（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72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谈到遵义会议时说：“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这一重大转变来之不易，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结果。 

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中所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围绕实现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任务，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链条。 

 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为遵义会议“决议”贯彻提供了保证。从此，红军犹如惊涛骇浪中的航船，渐渐地拨正了破浪前进的航向。中国革命在失败中认识了毛泽东，在胜利时又进一步地认识到了毛泽东，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伟大舵手！

邓小平同志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朱德同志的诗句所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洞察力，对中国革命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长征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成立的，但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还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

毛泽东同志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逐步认识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典范。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娴熟，以及他认识、分析、把握和运用中国革命规律的高超能力。

 然而，在遵义会议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理论和实践还没有充分地为大多数领导人所了解和认识，更是受到党内错误思想和路线的排斥。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才逐步为大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开端。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四）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前，我们党一直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说过：“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卓有成效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前进道路上，继续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我们要从遵义会议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史鉴今，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昭示：形成一个成熟的、在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集体，对于确保革命、建设、改革顺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五）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1963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确立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样一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遭受重大损失；但在遵义会议后犹如新生，变得生龙活虎，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了一条革命新路。 

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加自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把握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这标志着党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正如遵义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所指出的，党“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四、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初再次到贵州考察，进一步强调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重要遵循。遵义会议集中体现出的坚定信念破困局、实事求是闯新路、独立自主开新局、民主团结谱新篇的精神特质，对于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再创第二个百年辉煌，具有极为重要的经验启示价值。

(一）坚定信念破困局

坚定信念是遵义会议精神中最深层的基础，正是依靠坚定信念，我们党才冲破了革命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1934年年底，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让党中央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人数锐减、敌军堵截、环境险恶，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面对严酷的对敌斗争和革命困局，党中央通过召开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襟怀坦荡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正确的路线，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究其原因，是因为成熟的、高超的、灵活的斗争策略，适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内斗争的客观需要，团结了大多数同志。而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看，能够真正把大多数共产党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则是崇高信仰的价值追求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真理光辉已经深入人心。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自觉行动，更成为牢不可破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冲破极端艰险的困局。

今天，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起点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党仍然需要坚定信念。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并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必须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思想和政治定力，自觉捍卫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破解新阶段、新征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局，奋力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二）实事求是闯新路

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中最重要的灵魂，正是依靠实事求是，我们党才闯出了革命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在遵义会议上得以充分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都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博古、李德的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才厘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抓住了主要矛盾，从而作出正确的抉择，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中的失误，成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辉典范。

今天，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起点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仍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现在，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就要做到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奋力开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路。

（三）独立自主开新局

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精神中最鲜明的特色，正是依靠独立自主，我们党才开创了革命新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遵义会议的成果，是我们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但不能因此过分强调这个外因，而忽略了我们党内当时逐步形成的独立自主精神这个内因。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实践中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靠中国同志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再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奉为经典。所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李德的意见。李德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地位开始动摇。周恩来作为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也最早从“三人团”中分化出来。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决定召开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会议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会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其他力量，四渡赤水出奇兵，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圈，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从此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今天，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起点上，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党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具体实际开创出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道路、新模式；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成功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的新路。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局面。

（四）民主团结谱新篇

民主团结是遵义会议精神中最根本的保障，正是依靠民主团结，我们党才谱写了党的建设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我们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革命赢得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领导者搞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党内生活。遵义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团结—批评—团结”，集中了多数人的正确意见，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会后，一批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挤的同志，获得新生；而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也被正确地作了安排。正是民主团结的精神谱写了党的建设新篇章，让全党全军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周围，推动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今天，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起点上，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我们党仍然要坚持民主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各项决策都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都注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都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反复讨论而形成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强保证。当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我们一定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格落实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民主集中制，强化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的行动自觉，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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